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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王充传的译文和翻译
一、译文
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阳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
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
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贺喜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
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二、原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三、出处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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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背景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二、作品赏析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章怀太子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三、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充
《王充传》的翻译
原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译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是从魏郡元城迁徙来的。王充少时丧父，乡里都称赞他的孝顺。后来到京师，在太学学习，拜扶风班彪为师。他喜好博览群书而不拘守章句。家贫没书，常到洛阳市集中走动，阅读那裹卖的书，看一遍便能背下来，于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回到乡里，隐居教书。在郡中任功曹，因多次谏静不合而辞职。 王充爱好议论辩说，开始好像是诡辩，最终却是有理有据。他认为世俗儒生拘泥文字，常常失去真正的含意，于是便闭门思索，回绝庆贺吊唁之类的礼节往来，门上窗上墙壁上都放置刻刀刻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说明事物类别的异同，纠正当时世俗的疑问。 刺史董勤征召王充为从事，转为治中，他自我免职回家。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引荐王充才学很高，肃宗特韶令公车征召他，但因病没去。年近七十岁时，神志精力衰弱耗尽，于是着《养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欲念，安神自守。永元中，病逝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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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传写的那四件事
东汉王充传 王充的生平 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 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 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发，王充阐发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src = 'http://static.pay.baidu.com/resource/baichuan/ns.js';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 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 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首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①。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 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 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 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 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发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后汉书.王充传》与《送东阳马声序》对比阅读
《后汉书·王充传》原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译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是从魏郡元城迁徙来的.王充少时丧父,乡里都称赞他的孝顺.后来到京师,在太学学习,拜扶风班彪为师.他喜好博览群书而不拘守章句.家贫没书,常到洛阳市集中走动,阅读那裹卖的书,看一遍便能背下来,于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回到乡里,隐居教书.在郡中任功曹,因多次谏静不合而辞职. 王充爱好议论辩说,开始好像是诡辩,最终却是有理有据.他认为世俗儒生拘泥文字,常常失去真正的含意,于是便闭门思索,回绝庆贺吊唁之类的礼节往来,门上窗上墙壁上都放置刻刀刻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说明事物类别的异同,纠正当时世俗的疑问. 刺史董勤征召王充为从事,转为治中,他自我免职回家.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引荐王充才学很高,肃宗特韶令公车征召他,但因病没去.年近七十岁时,神志精力衰弱耗尽,于是着《养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欲念,安神自守.永元中,病逝于家中. 《送东阳马生序》原文：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砚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选自《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 我年幼时就爱学习。因为家中贫穷，无法买书来看，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砚池中的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懈怠。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许多书籍。到了成年时，愈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担心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游，曾往百里之外，手拿着经书向同乡前辈求教。前辈道德高，名望大，门人学生挤满了他的房间，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低身侧耳向他请教；有时遭到他的训斥，表情更为恭敬，礼貌更为周到，不敢答覆一句话；等到他高兴时，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钝，最终还是得到不少教益。 当我寻师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之中，严冬寒风凛冽，大雪深达几尺，脚和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到学舍后，四肢冻僵了不能动弹，仆人给我灌下热水，用被子围盖身上，过了很久才暖和过来。住旅馆主人处，每天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同学舍的求学者都穿着锦绣衣服，戴着穿有珠穗、饰有珍宝的帽子，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戴着刀，右边备有香囊，光彩鲜明，如同神人；我则穿着破旧的衣袍处于他们之间，毫无羡慕的念头。因为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并不觉得吃穿的享受不如人家。我的勤劳和艰辛就是这样。现在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现在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 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了；坐在大厦之下诵读经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 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后汉书 王充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什么意思
王充喜欢广泛地阅读书籍，但不拘泥于词句，不死记硬背。（老师讲过了）
后汉书 王充传译文
(翻译)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从魏国元城郡迁徙而来。王充是孤儿，在乡里以孝顺被称赞。后来到京师求学，跟一个叫彪的扶风师学习。王充喜欢读书，而且无书不读，没有特别的限制。由于家里穷，没有书可读，他常在洛阳的市集上游走，看人家卖的书，看过一次后就能背诵，因此，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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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写了王充非常好学。
我感受到了他非常喜欢读书，以及他坚韧不拔的毅力。
全文附上：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一]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觽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注[一]袁山松书：“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注[一]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一]
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注[一]谢承书曰：“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一]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鼟物情，[二]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着其五篇云尔。
注[一]何休注公羊传云：“孽，贱也。”
注[二]讦，攻也。鼟，责也。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一]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二]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世)**[代]*之臣，以道事君，[三]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四]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
[五]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六]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七]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八]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簄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注[一]尚书咎繇谟曰：“亡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国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孔安国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顺此道，以立国设都也。”
注[二]左传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功以为己力乎？”
注[三]五代谓唐、虞、夏、殷、周也。
注[四]诗大雅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
注[五]史记曰，白起为秦将，与赵战于长平，坑赵卒四十五万人。蒙恬为秦将，北逐戎翟，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此为虐于人也。
注[六]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时，告东平王云事，封宜陵侯。董贤字圣卿，得幸哀帝，为贤起大第于北阙下，封为高安侯。
注[七]易系辞之言。
注[八]论语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左传晋卜偃曰：“虢必亡矣，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杜预注云“鉴，所以自照”也。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巿，[一]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二]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注[一]赵将李牧为韩仓所谮，赐死。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刀于柱以自杀。
见战国策。
注[二]曾子之文也。亦见大戴礼。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一]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注[一]朝露言易尽也。苏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托于桐叶耳，其与几何！”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
[一]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二]
务本者少，浮食者觽。“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三]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巿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醔，则国危矣。
注[一]文子曰：“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注[二]游手为巧谓雕镂之属也。
注[三]诗商颂文也。郑玄注云：“极，中也。翼翼然可则暛，乃四方之中正也。”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一]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二]
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三]
注[一]富而不节则贫，强而骄人则弱，居理而不修德则乱，恃安而不慎微则危矣。
注[二]“节以制度”以下，并节卦彖辞也。郑玄注云：“空府臧则伤财，力役繁则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
注[三]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一]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二]丁夫不扶儣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注[一]合任谓相合为任侠也。
注[二]博谓六博，掩谓意钱也。前书货殖传曰“又况掘頉搏掩犯奸成富”也。
诗刺“不绩其麻，巿也婆娑”。[一]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二]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
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注[一]诗陈风也。婆娑，舞蝄。谓妇人于巿中歌舞以事神也。
注[二]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馈，贞吉。”郑玄注云：“中馈，酒食也。”诗大雅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觽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繨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一]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潖，皆所宜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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