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康有为梁启超,以下6个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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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和 康有为 有什么关系？
师徒关系。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两个人，谁的影响更大？
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两个人，谁的影响更大不好用比较来回答。
康梁在一起进行维新变法时，二者作用一样。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却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保皇党，有反动意义。
相比之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具朝气与活力。在之后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虽然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历史学贡献上来看，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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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康有为和梁启超如何从形影不离到分道扬镳？
01分裂的种子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历来被视作是近代政治史中的两个明星人物，甲午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时，师徒二人便在京城携手发起公车上书，试图通过自己的呼吁来影响朝廷决策，之后，在取得科举功名，接近清廷核心领导层后，二人更是携手发力，先在北京、上海与湖南等地区为变法事业摇旗呐喊，其后更是利用御史向光绪帝上书，声言变革之必要性，在师徒二人的合作下，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也徐徐来开帷幕，直到百日之后被西太后打入血泊之中。
不过，西太后所发动的戊戌政变，不但暂时清除了朝廷内部倾向于康有为的改革力量，更对这对明星师徒的关系发展走向，产生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影响。此后二人关系发生嫌隙，乃至于剑拔弩张，都与西太后所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有着不小的关系。这又该从何说起呢?
(影视剧中的康有为)
例如康将西方社会的代议制民主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等划等号，就反映了他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实践，到后来，他更是在自己的得意之作《大同书》中，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对应于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这样一种穿凿附会未免有些让人觉得混乱，但同其他同时期的儒家学者相比，他的这种创新性阐释是更具有一定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对于青年梁启超来说更是如此。
当梁启超为取得科举功名而沾沾自喜，对康有为表现出怠慢之色时，康更是以自己所依托的知识系统说服了他。日后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借助宣讲儒家经典的部分文句来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容，都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有着不小的关系，不过同样，此一时期，梁虽然因为精湛的文笔而得到不少文人墨客的喝彩，但论其所持有的思想本身，还是离不开他的师父康有为那一套东西。
(梁启超)
梁对于康有为的一套理论并不是绝对服膺的，戊戌政变后，梁在日本公使协助下从天津逃亡日本后，很快便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思想革命，因为这一流亡历程得以使他摆脱了师父思想的控制和笼罩，得以直接接触其他西学学者和阅读西文文献，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世界。正如梁启超的历史传记《青年变革者》作者许知远所言，梁启超在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发生过摇摆、对自己的不确定，但这反而促使他更加的开放。
与师父自称持有光绪密诏、到处接受媒体采访的热烈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日本就像一条潜龙，徘徊于东西方学说交锋的漩涡当中，在日本横滨所创立的《清议报》中，梁启超大力介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博丹《国家论》中的国家主义。
与师父康有为之前所秉持的依赖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的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差异。而当他游历新大陆，返回日本继续读书办报后，他更是发动全部脑细胞，为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同胞们介绍西方各形各色的政治理论，振聋发聩的共和理论(republic)，便最早经由其介绍给国人，对孙中山与邹容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中大部分内容，即来自于梁启超翻译转述西方思想的成果。
不过，思想上的底色不同毕竟只是造成二人分道扬镳的一部分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二人的思想轨迹，并最终促成了二人的各行其是，这就是辛亥革命。
02决裂：从思想到行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好友谭嗣同拒绝逃亡，选择留下了引颈受戮，用自己的牺牲试图唤起国人对于变法的更多支持，在其被逮捕之前，他与梁启超的夜谈，无意包含了他的这样一种思考以及对于梁启超继续其事业的期待，对逝者的怀念与承诺，为梁启超思想由温和改良转向激进变革埋下了伏笔。
(谭嗣同，图中左三)
公元1900年庚子国变之时，梁启超的另一挚友唐才常在其与革命党人的孙中山的联合赞助下，试图于汉口组织发动长江中游的大型武装起义，结果由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侦破，最后唐血染刑场，又一名同志加战友的离去，更让梁启超感到心情沉重，对保救光绪皇帝并依靠其改革的宗旨也愈发怀疑，即使这是自己的师父所极力鼓吹的。梁启超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这样一种悲观与怀疑情绪，在师父康有为面前表露了出来，结果立刻遭到康的驳斥，据当事人回忆，康甚至欲举凳子来体罚自己这个最器重的学生，由此来看，二人的分歧已经不再停留于内心世界，而是直接外露于表面。
在日本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论战中，梁的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让他在论战中继续处于下风，梁的思想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而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即将在一场革命浪潮的掩映下，呼之而出，这就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后，康有为对于长江地带的武装起义抱以极大的敌视，并要求梁启超与自己的思想主张保持一致，让他感到不满的是，梁不但没有响应他，反而选择回国参与了民国国会选举，并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部长，为民国共和政治而奔走，梁的思想里，此时已经涤清了老师坚持的保救光绪、忠于大清的那一套旧东西，而是决定与传统决裂，旧邦新造，梁的内心世界，同样如此。
(梁启超与民国政要)
梁启超是康有为一手带出来的，两人最后为什么会闹翻？
俗话说道不合，不相为谋。康有为和梁启超最初都是为了救国而相识，但后期又因保不保皇帝出现分歧，至此这对师徒最终分道扬镳。
一、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相识
两人相识那年梁启超只有17岁，他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33岁的康有为。当时康有为已经创办了万木草堂，开始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收纳各路人才志士。
梁启超拜访康有为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两人在一起相谈甚欢，于是梁启超拜在了康有为的门下。师徒二人对于当时清朝政府的割地赔款政策十分反感，于是发动了“公车上书”。
此举震动了全国，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救国的行列，他们还联手创办了《中外纪闻》和《知新报》。当时两人的维新变法思想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可维新变法还是失败了。
两人从此踏上不同的路，梁启超在好友的帮助下逃去了日本，而康有为逃到了香港。从此两人的见识开始发生分歧，也为接下来的矛盾埋下伏笔。
二、两人救国的方法不同
梁启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认清当时时局，觉得只有共和才能救国，于是他提倡废除皇帝。但康有为却十分反对，他想保住皇帝，至此两人思想的不同让两人分道扬镳。
其实造成两人思想不同的原因早就被埋下，梁启超年少有为，能很好地吸收新思想新变革。但康有为的思想早就已经定格，他还相信皇帝才是权力中心的想法。
从康有为33岁还是秀才，依然选择考取功名，能看出他虽然传播了新思想但还是没有摆脱旧想法的束缚，所以他才十分建议梁启超废除皇帝的想法。
这可能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有着同样救国的想法，但方法不同。可能这也是一代人和上代人的思想冲突，一个越来越保守，一个越来越激进。
三、综上所述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维新变法思想走到一起，但又因留不留皇帝的问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两人至此各奔东西。
康有为和梁启超有何矛盾，导致两人最后反目成仇？
1890年，刚满十七岁的年轻举人梁启超拜师于康有为门下，并且成为了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从此以后他们的命运就交织在了一起。在戊戌变法中，师徒奔走南北，鼓吹变法，发表演说，一时名震海内，康梁并称。
可以说，康有为是梁启超的启蒙教诲者，而康有为的名字及其变法理论广传天下，也得益于梁启超那支富有感情的笔。在同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两人同生死、共命运。师徒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然而，最后亲密师徒却断然绝交，公开反目，势如水火。这实在是近代史上令人惊诧、极富戏剧性的事件。根据史料记载，晚年的梁启超很不喜欢别人将他和康有为并称“康梁”。康梁反目的内情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康梁的分歧首先是在学术思想上。早在1894年，梁启超于康有为就存在分歧，梁启超认为自己和康有为的学说是两派，而不是“康梁”一派。
其实在学术上的分歧倒也罢了，政治上的分歧才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深层原因。戊戌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因与孙中山等往来较多，他开始渐渐提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以为然。从戊戌后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康有为改良主义政治路线的文章。
梁启超与孙中山秘密联合的事情让康有为知道后，他马上发出一封急电，要梁启超迅速来见，在香港保皇会的秘密会所里，康梁二人先检讨汉口起义失败的事情。但说着说着，话题便转到君主立宪的道理上来。忽然，康有为开始责问梁启超“江之岛结义”之事。
“你这是要弟子们‘倾向革命’啊！革命，革命，你要革谁的命？革满清的命，不就是革光绪皇帝的命吗？你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了！你居然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全力保护，我们的脑袋早就被砍了，哪有今日？”
康有为言辞激烈，越说越生气，要找棍棒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时没找到，便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夹子，朝着梁启超便扔了过去，口中还大叫着：“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
据说，康有为从来不打人，这一次，也无意真打，而且确实并没有击中梁启超。但梁启超却大惊失色，立刻跪倒，俯首认罪，向康先生宣誓：按照保皇路线前进，绝不再动摇。孙中山先生一番苦心，终于也没能把梁启超拉入革命的怀抱。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已经覆灭，但康有为坚持其“由帝制以先求小康，用帝制宜仍抚清室”的主张。他顽固认为，君主立宪制最适合中国国情。否者，搞出来一个“共和国”，也肯定是假共和。袁世凯当总统后，多次言请康有为到政府任事，康有为坚辞不去。但梁启超则接受了袁世凯的延请。
还有人提出康、梁不同的个人性格也决定了他们的反目。康有为年长，阅历丰富，比较老成；梁启超年轻，阅历浅，容易激动。特别是康有为的思想在戊戌变法之前便已自成体系，而梁启超则无体系。
梁启超自称“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因而一变再变，在革命党和保皇党连个阵营中游移不定。而康有为却不变，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是一个铁了心的保皇派。
康、梁的分道扬镳深深烙着时代的印记，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康、梁从携手到分裂，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他们思想分歧不只是师徒个人意见的分歧，而且也是改良派内部思想的分歧。
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没被杀?
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国外。
康有为逃到海外后，假称奉有“衣带诏”，鼓动海外的华人华侨给他捐款，以便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他先是去了日本，后来清政府与日本交涉，不允许他们收留康有为，康有为便逃到了印度、香港等地。后来清政府的通缉令到了香港，康有为又远渡重洋，到了欧美等地。
逃跑过程：
根据梁启超所著《戊戌政变记》记载，当日上午，梁启超到谭嗣同所居的浏阳会馆，与谭商讨变法事宜，突然有人来报告，说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并派清兵抄捕南海会馆，还不知康有为是否被捕。
此时，谭嗣同淡定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自此，谭嗣同铁心以血荐维新，不久即喋血北京菜市口。
梁启超随即到日本使馆，托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二事，说：“如果我被捕，最迟在三日内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说完离开。
当夜，梁启超又赶到日本使馆，请求避难，日使馆人员将他化装成猎人，送出，到达天津火车站时，被清兵发现，幸亏当时日本领士乘人多混乱之机，将他快速送上日本军舰，才终于脱险。于是，梁启超乘坐日本大岛兵舰，穿越重洋，安全逃亡日本，10月16日抵达东京。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康有为当年海外流亡时曾购买了一个小岛，如今该岛归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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